論中華國家銀行及其發(fā)行的紙幣 |
發(fā)布日期:12-10-07 09:11:49 泉友社區(qū) 新聞來源:worksbyjddesignbuild.com 作者:王小龍 |
本稿刊載于《錢幣》報2012年10月上旬,如需轉(zhuǎn)載,請務必注明來源于《錢幣》報,轉(zhuǎn)載于中國集幣在線(http://worksbyjddesignbuild.com/),謝謝!
內(nèi)容摘要:1929年閻錫山組織倒蔣,欲取而代之問鼎天下,中原大戰(zhàn)爆發(fā)。為了籌措戰(zhàn)爭經(jīng)費,閻氏成立中華國家銀行,并將其作為新政府的“中央銀行”而發(fā)行貨幣。然而隨著閻氏倒蔣的失敗,中華國家銀行很快就夭折。閻氏除混跡軍政界外,亦以金融大亨自居,一生經(jīng)營了許多金融機構。中華國家銀行應是他自己最寄厚望的一個,但卻是失敗最慘的一個。
關鍵詞:中華國家銀行;紙幣;閻錫山 中華國家銀行是山西軍閥閻錫山在1930年設立的。它存在時間極短,這使得該銀行及其發(fā)行的紙幣長期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。借助近年來的一些史料特別是紙幣實物,筆者擬對該行的設立背景、運營過程及其所發(fā)行的紙幣作初步探討。 閻錫山出生于商賈之家。其父閻書堂十四五歲便“輟學經(jīng)商”,后經(jīng)營錢鋪“吉慶昌”(資本約為500吊)。閻錫山故弱冠之年便開始習染經(jīng)營金融之道,是其父錢鋪僅有的兩名店員之一。[[1]]后來閻父商業(yè)之失敗,閻家走投無路,閻錫山只能“棄商習武”并投考其時鮮有人問津的新式學堂,從此走上了軍閥之路。由于閻錫山的家庭出身和早年的那段經(jīng)歷,他對金融和貨幣有極大的興趣。在后來的軍閥生涯中,閻氏十分重視運籌金融,經(jīng)營財富,甚至常常親自抓刀,儼然金融大亨自居。閻錫山鼓吹“權就是錢”,紙幣是“口吹大洋”,利用各種機會發(fā)行五花八門的鈔票。例如在他主政山西的早期,就自任山西銀行籌備處處長,直接控制該行大計。山西銀行從 1919 年起開始發(fā)現(xiàn)晉鈔。從1925年起,閻氏擴軍備戰(zhàn),所需軍費大多數(shù)由山西銀行支墊,于是發(fā)行額逐年增多,至1928年達900萬元,以后愈發(fā)愈濫。[[2]] 民國時期,軍閥割據(jù),各派勢力為了實現(xiàn)其政治目的,均處心積慮斂收財富,而設立和勾結(jié)各種銀行,發(fā)行貨幣和募集公債就是一個極好的生財之道。“在民國初年,北京的銀行家與各政治和行政派系的關系密切,靠公債發(fā)了財”。據(jù)統(tǒng)計,“從1927年至1937年,政府(指國民政府)所借的多達10億元的內(nèi)債中,大多數(shù)(50%—75%)是由上海銀行家提供的![[3]]比起其它軍閥而言,出身于商賈之家的閻錫山當然更加懂得辦銀行發(fā)鈔票的重要性。因此在謀劃“大事”之時,辦銀行發(fā)鈔票是閻錫山的重頭戲。 一、“問鼎天下”與中華國家銀行的設立背景 閻錫山一生中有兩件可以圈點的大事,一是聯(lián)合倒蔣,二是模范治晉。中華國家銀行就是為聯(lián)合倒蔣而設立的。閻錫山倒蔣的真正目的是取蔣而代之,問鼎天下。這從他把自己設立的銀行冠以中華國家銀行之名便可管窺。其實,閻氏青年時就志不在小,日本留學軍事,又崇拜軍國主義。辛亥革命后,他做了山西都督,袁氏覆滅后又當上了山西省省長,集軍政大權于一身。以后又自稱中 閻氏本身就有野心,而蔣介石的“削藩”則成為閻錫山起事的催化劑!案锩能娛码A段獲得成功,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許多省的軍閥在戰(zhàn)場上戰(zhàn)敗,而是因為他們歸附了革命運動。雖然這些軍閥獲得了國民黨黨籍,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級制中的顯赫地位,但他們不相信蔣介石,妒忌他日益擴大的權力”。在北伐期間,蔣介石不得不容忍地方軍閥的自主權,設立了廣州、武漢、開封、太原四個政治分會。閻錫山的山西政府,也因太原政治分會而得以合法化,閻錫山也以太原政治分會主席、山西省主席、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、“革命軍北方總司令”集山西黨、政、軍大權于一身。但是蔣介石把各地設立政治分會看作權宜之計,待局勢相對穩(wěn)定以后,他就開始向地方軍閥的自治權發(fā)起挑戰(zhàn),先是宣布要在1929年3月前撤銷各地的政治分會,而后再全國編遣會議上又要各軍閥裁軍。在這次會議上,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派系表面上達成了協(xié)議——全國軍隊裁減至80萬人,限制軍事支出占政府財政收入的41%,設立統(tǒng)一的軍隊指揮機構。[[5]] 蔣介石的“削藩”激起各派軍閥的反對,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政治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極不平衡,各派軍閥之間矛盾重重,蔣又采取分而化之的策略,先是“削”了桂系,而后“削”了馮玉祥。閻錫山一開始也樂得坐山觀虎斗,伺機漁利,還常常充當“和事佬”,甚至幫蔣介石把馮玉祥軟禁在山西。[[6]]但是,隨著蔣介石“削藩”成果的不斷擴大,下一個矛頭就對準了山西,閻錫山越來越感自危,不得不開始行動。另外,閻錫山可能也認為蔣氏與其它軍閥的矛盾已經(jīng)公開化,到了“眾叛親離”之地步,時機已然成熟。因此,在1929年末,閻錫山便決定伺機而動了。正如陳公博所言,“果然閻先生躊躇滿志,真要動了”;“閻百川(即閻錫山)要動了,閻百川要動了,這個消息,時時都傳到了南方”。[[7]]但是,發(fā)動反蔣,各方面準備還略顯不足;且蔣氏名義上是中央領袖,掌握全國資源,閻氏以一省之力,尚需進一步籌劃。于是,在正式倒蔣之前,閻蔣之間進行了近兩個月的電報論戰(zhàn)。閻錫山以“和平統(tǒng)一”反對蔣介石的“武力統(tǒng)一”,要求蔣介石“在野負責”,并稱此舉“為今救國唯一途徑”。蔣介石則針鋒相對,向閻錫山興師問罪,他堅持全國軍隊必須“始終服從中央,竭誠擁護中央”,否則就要“欲亂定變,鏟除封建勢力,制止反動行為,以實現(xiàn)國家和平統(tǒng)一”。[[8]]閻蔣二人的電文論戰(zhàn)只是“前狼假寐”,雙方的大戰(zhàn)不可避免。嘴皮子扯完之后,便是拳腳相加。 軍事、政治條件初步準備后,閻錫山便開始謀劃成立中華國家銀行。在財政資源方面,閻錫山命令山西省銀行調(diào)撥資金作中華國家銀行的發(fā)行準備。中華國家銀行兌換券總額原計劃發(fā)行5000萬元,現(xiàn)金準備4000萬元。但1928年前后山西省銀行晉鈔的實際發(fā)行量也不過900萬元,且正在不斷貶值,故而中華國家銀行的實際現(xiàn)金準備絕對不足。民國時期各路軍閥設置銀行的目的,主要是為了盡快盡量籌措資金,所以這些銀行大多是在毫無準備金的情況下成立的,閻氏的中華國家銀行也不例外。在人才資源方面,閻錫山命令從山西省銀行抽調(diào)人員,在太原龍王廟街成立銀行學校,為中華民國國家銀行培訓干部。[[10]]閻錫山顯然十分重視為中華國家銀行培養(yǎng)人才,對報名銀行學校的考生進行認真的選拔:考生生源各縣5 人,從店員子弟中挑選,當時山西共105 縣,來了500 多人,但只錄取了109 人。不僅生源的資格限制嚴格限制,入校后又堅持人格和專業(yè)兩方面的教育,力圖培養(yǎng)高素質(zhì)的金融人才。山西省銀行學校存在時間很短,但其學員以后大多在金融界工作,發(fā)揮了重要的作用。[[11]]閻錫山對培養(yǎng)銀行業(yè)人才的重視,不知是單純?yōu)榱死盟麄優(yōu)橹腥A國家銀行效力,還是也寄托了自己早年在其父的“吉慶昌”當學徒時的愿景。至此,閻錫山已經(jīng)作了一些準備,閻氏希望中華國家銀行的設立為其進行倒蔣戰(zhàn)爭和建立新政府發(fā)揮作用。 二、“中原大戰(zhàn)”與中華國家銀行的短暫生命 1930年7月,閻錫山以陸?哲娍偹玖畈康拿x核準公布了《中華國家銀行條例》、《國家金庫條例》和《中華國家銀行兌換券暫行章程》等有關條例法令,決定成立中華國家銀行,國家總、分、支金庫均由中華國家銀行經(jīng)理,發(fā)行新貨幣。 此時的中華國家銀行似乎要開始發(fā)揮作用了,然而戰(zhàn)事對閻錫山方面越來越不利,中華國家銀行誕生伊始就走下坡路。轉(zhuǎn)折點在于張學良由中立轉(zhuǎn)而支持蔣介石。中原大戰(zhàn)之初,張學良以中立為籌碼,觀察時局,同交戰(zhàn)雙方談條件。據(jù)李宗仁回憶,蔣介石許李宗仁600萬元和河北、山西地盤,加上“海陸空軍副總司令”。[[12]]而據(jù)陳公博說,張學良實際上拿了蔣介石500萬現(xiàn)款和1000萬公債。[[13]]除此之外,蔣介石命部下在東北兵工廠以每支高過日本25元的價格訂購步槍10萬支,等于送張250萬元。蔣介石還電報張學良,保證勝利后“北方諸事托漢卿全權處理”。然而,閻錫山只許張學良以“海陸空軍副總司令”和“國民政府委員”兩個虛職。[[14]]這顯然難以打動張學良。其實,要說閻不能許張管理“北方諸事”倒情有可原,因為北方地域向來是閻的地盤,且閻氏的新國民政府定都北京,總不能把“國都”委托給漢卿吧?那閻氏為何不針鋒相對,許張管理“南方諸事”,引張直搗蔣的老巢呢?閻也是久經(jīng)沙場,他知道張氏盤踞東北多年,許他在南方一大塊地盤,他即使相信也不一定愿去。既然閻氏在地盤上不能給張什么實際的好處,在這方面就輸蔣一籌,為何在金錢方面不給張更多的好處,以扳回一局呢?筆者不敏,揣側(cè)兩點原因:其一,閻氏太過自信了,他以為張也受蔣挾制多年,頗有怨氣,現(xiàn)蔣幾乎眾叛親離,諒張不會“棄明投暗”。更為關鍵的是,閻氏在倒蔣前與張的一次密商令他吃了定心丸。原來閻曾擬好了討蔣通電,送請張署名后由沈陽發(fā)出。但電稿剛發(fā)不久,南京的說客便讓閻又有所動搖,遂電告張討蔣通電暫不簽發(fā)。張得知此事,甚為不滿。[[15]]于是閻就認為張是有反蔣決心的,只要自己的決心一下,再輔以一些條件,張必呼應。其二,閻錫山也非慳吝之人,且他深知金錢之作用,倒蔣失敗后,當各色人等都作鳥獸散而閻氏亦自身難保之時,他還分別送汪精衛(wèi)、李宗仁等幾十萬元。[[16]]閻錫山?jīng)]有給張學良那么多錢,是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沒有那么多錢。雖然閻似乎坐擁各派,但身邊的這些人大多是“下野派”“留洋派”等失意政客,在經(jīng)濟上只靠閻一人維持(實際上主要就是靠閻的山西地盤補給),而蔣名義上仍是全國的領袖,傾舉國之財力,這不是閻錫山能夠?qū)Ω兜摹?/FONT> 中華國家銀行之所以“其興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,首要的和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原大戰(zhàn)閻錫山的失敗。最根本的,是閻錫山的經(jīng)濟和軍事實力均落后于蔣介石。其次,閻錫山主觀上雖然一直想要成立中華國家銀行,但實際籌劃設立中華國家銀行的時間很短,這導致中華國家銀行在各方面準備都不足的情況下草草成立。這個被構思得很完美的新“中央銀行”,是在閻氏強烈的主觀欲念下催生的“早產(chǎn)兒”。它表面上存在了121天,但實際運營時間不到兩個月(1930年8~9月)就因閻氏的失勢而淪為一個“雞肋”。再次,盡管閻錫山對中華國家銀行寄予厚望,但隨著戰(zhàn)爭局勢越來越不利,為保存實力,閻氏不得不為自己留下后路,實際上拋棄了中華國家銀行。1930年9月,閻氏命天津市長崔廷獻撥款100萬元,由買辦鄧揚洲經(jīng)手,存入英商麥加利銀行。原擬備作中華建設銀行資本,后因從國外回來的汪精衛(wèi)參加他的集團,閻氏立命提出50萬元,給汪使用。余下50萬元,即正式作為中華建設銀行的資本,在天津開設中華建設銀行。[[19]]中華建設銀行是閻氏為保存實力而設立的私人性質(zhì)的商業(yè)銀行,閻錫山將資金轉(zhuǎn)移到該銀行而不是投入中華國家銀行,是舍卒保車之舉。 三、中華國家銀行發(fā)行的紙幣 根據(jù)陸?哲娍偹玖畈堪l(fā)布的《中華國家銀行兌換券暫行章程》,該銀行發(fā)行的紙幣“分一角、二角、五角、一元、五元、十元、五十元、一百元八種,其各種發(fā)行數(shù)額呈由國民政府核定”。據(jù)閻錫山在山西發(fā)布的公告,當時已印好并投入市場的應該只有一角、二角、一元、五元、十元5種面額的兌換券。而且中華國家銀行存在時間很短,而真正處于運營階段的時間更短,故而很可能只印行了十元以下的較小面額?梢钥隙ǖ卣f,上述5種面額的紙幣是已經(jīng)發(fā)行并在市場流通過的,因為閻錫山發(fā)布過多個關于使用中華國家銀行紙幣的告示。所以,已故錢幣學家吳籌中先生認為中華國家銀行鈔票未及發(fā)行[[20]]的說法是不準確的。但是,由于中華國家銀行存在時間很短,且信譽太差,因此其紙幣一直被擠兌,估計流通票已無存世。目前發(fā)現(xiàn)的實物只有二角、一元、五元和十元的兌換券樣本票。[[21]]樣本票是銀行為了便于各地銀行機構識別比對流通票而印制的,與流通票無異,唯有冠號字母全部為“ 筆者未見二角樣本票實物,僅見一元、五元、十元樣本票實物,現(xiàn)就這三種樣本票加以分析。中華國家銀行一元、五元、十元樣本票尺寸分別為130× 中華國家銀行沒有像閻錫山所期待的那樣成為一個經(jīng)營得法的中央銀行,助他問鼎天下,反而由于中原大戰(zhàn)的失敗,使它成為又一個信用掃地的“吉慶昌”。閻錫山步其父后塵,狼狽地關了錢鋪店門,再次背井離鄉(xiāng)。在閻錫山創(chuàng)設的金融機構中,中華國家銀行應是他自己最寄厚望的一個,但卻是失敗最慘的一個。 中華國家銀行的失敗折射出閻錫山“問鼎天下”的失敗,從此他再也無開設個人的“中央銀行”的野心。他向蔣介石送上了一份悔過書,表示“錫山治全國不足,治兩省而有余”[[23]],專心做一個“模范省長”。閻錫山重新上臺后,又令中華國家銀行的原班人,依托中華建設銀行保留下來的資金,在天津舊法租界32號路泰豐里2號,開設天津亨記銀號。這個銀號后來幾易其名,成為閻錫山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,直到國民黨敗退臺灣。 [[10]] 孔祥毅.閻錫山的貨幣金融思想與實踐[J].山西財經(jīng)學院學報,1993,(5). [[21]] Neil Shafer,George S.Cuhaj.Standard Catalog of World Paper Money1368-1960. 2003.(尼爾·謝弗、喬治·S·古哈.標準世界紙幣目錄(1368—1960)(第二卷)[M].美國:克勞斯出版公司,2003 ,249頁.)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