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革期間，當毛澤東主席逝世之后，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管理局楊秉超局長帶回很多國外紀念幣，有許多國外領(lǐng)袖肖像。這些紀念幣被送到造幣廠，請技術(shù)人員觀摩學習。1977年，正值毛澤東主席逝世一周年，上海造幣廠擬試鑄毛主席紀念幣，并積極開展技術(shù)練兵活動。為此，上海造幣廠組織了兩套班子：一個搞工藝試驗，以英國伯明翰造幣廠生產(chǎn)的直徑45mm精致銀幣為藍本。另一個為設計雕刻人員作主體，苦練基本功，搜集相關(guān)資料。當時，由印制管理局出面組織上海造幣廠、沈陽造幣廠設計雕刻人員學習培訓，聘請中央工藝美術(shù)學院鄭可教授主持培訓班。因當時沈陽造幣廠未派人參加，又抽調(diào)東河印制公司的相關(guān)人員參加。筆者以東河印制公司鈔票紙廠設計師身份參加了這次培訓班。
    在培訓班學習期間，正值毛主席紀念堂日以繼夜的加緊建設，紀念堂方面正想制作一批“毛主席紀念堂”紀念章，上海造幣廠本來就要搞990產(chǎn)品，雙方一拍即合，利用在北京培訓機會，順利完成這批紀念章制作任務。
    990產(chǎn)品也在1977年12月20日上報當時的印制管理局，期待上級領(lǐng)導進一步指示。
    1978年4月14日，990產(chǎn)品工作小組向印制管理局匯報工作。4月17日上午楊秉超局長通知相關(guān)人員到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耿道明辦公室開會。參加會議的有印制管理局朱純德、上海造幣廠葉柏林、研究院吳含魯、國外局非貿(mào)易處處長錢震林、香港寶生銀行副總趙誠安。耿道明副行長明確指出試制紀念幣的目的是配合旅游，擴大我國影響，賺取外匯。會議主要內(nèi)容是進行調(diào)查研究，吃透國外情況。主要以趙誠安介紹國際紀念幣情況為主，會議研究了專門向國務院打報告的問題，初步明確設計主題以北京風景為主。
    由于到了文革后期，一切都已逐步踏上正軌。時任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同志明確指示李葆華行長要搞紀念幣。外交部廖承志同志辦公室也來電話向總行反映相關(guān)情況：一位盧森堡退休國防部長來華訪問，他是金銀紀念幣收藏家，對中國的熱情接待很感激，但同時也遺憾的說沒有永久留念的紀念品（指金銀紀念幣）。外交部旋即打電話到香港寶生銀行要中日金銀紀念幣，但是沒有。有的華僑主動與相關(guān)部門聯(lián)系，愿出資提供黃金原料，一切費用由他負責，生產(chǎn)中日紀念幣原利潤對半分成；也有外國錢幣商設想和建議：一切生產(chǎn)工作均由他們負責，他們只要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、圖案，由他們設計，請我們國家審定，銷售利潤對半分成......。
    當時國際上發(fā)售金銀紀念幣行情較猛。中國武漢市當時出售一批舊金幣，按當天黃金市場價足值8萬元，結(jié)果賣了40萬元左右。上海100年前清政府的廢鈔票也賣到6000元/張。日本的舊金幣當時售價上浮10倍。
    這種形勢特別鼓舞人心，耿道明副行長表示：明年爭取鑄3噸黃金，每枚半盎司左右，中國自己的金銀幣圖案藝術(shù)性要高，工藝要精致，裝璜要漂亮，一定要一炮打響。
    國家當時規(guī)定，人民幣不能出口，因此紀念幣鑄造能否在國外發(fā)售，法律上有難度。因此，決定先搞紀念章，同時也準備紀念幣的方案，兩套方案同時報送國務院，如同意鑄造，面額一上就是紀念幣。面對紀念幣的面額問題，又牽涉到貨幣政策，很難議定。
    4月19日，楊秉超局長又召開會議研究工作落實。印制管理局生產(chǎn)處邱維民、科技處朱純德、唐工程師和上海造幣廠葉柏林參加了會議。會議明確：有關(guān)紀念幣工作，以生產(chǎn)處為主，科技處配合。


1978年5月30日，上海造幣廠召開專門會議，統(tǒng)一思想明確任務，先后組織了各項專題會議。1979年1月，北京風光紀念章終于在香港一炮打響，發(fā)售成功，引起了香港轟動。
    1979年7月，在上海造幣廠和沈陽造幣廠的共同努力下，建國30周年金質(zhì)紀念幣項目終于圓滿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