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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浙江湖州 劉健平
我們知道，《明會典》《明史稿》《明史·食貨志》等都曾提到過明世宗在嘉靖年間要補鑄完洪武至正德的年號錢。而究竟是否補鑄了呢？這一直是引起眾多研究者爭議的問題。
一種觀點是沒有補鑄。以前輩翁樹培、宋芝山為主，《古泉匯考》等有議論，現(xiàn)代孫仲匯、胡薇所著《古錢幣圖解》、唐石父《中國古錢幣》、彭信威《中國貨幣史》、陳旻聲《明代稀見的年號錢》等均為這種觀點。而以詳而有據(jù)地論證“嘉靖年間沒有補鑄錢”的佳文，當推《中國錢幣》1986年第二期葉世昌、潘連貴發(fā)表的《嘉靖年間沒有補鑄錢》，文中引《明實錄》以較《明會典》和《明史》的記載，很有說服力。
第二種觀點是有補鑄錢。從譜錄看，《古泉叢話》引《明史稿》，《錢錄》引《明會典》，《古今錢略》，《錢匯》等則多主張曾補鑄過。前人戴熙、李佐賢、鮑康等均認同嘉靖年間補鑄過�！豆湃獏苍挕贰蛾愂蠄D經(jīng)》《古泉匯》《續(xù)泉匯》等均有論述。而現(xiàn)代衛(wèi)月望在《古錢索引》中也支持這一補鑄說。
第三種是認為由于政令和時間的空隙，而形成有少量明嘉靖的補鑄錢（試鑄錢）存世。筆者的恩師陳達農(nóng)在《古錢學入門》之書中有較詳細論述。在收藏過程中，也確實發(fā)現(xiàn)了一些和研究中“嘉靖年間補鑄錢”相關(guān)的古錢。在此，筆者試做分析如下：
1.鄰國借用明朝年號錢：特別是唐以后，中國的古錢歷來被周邊鄰國日本、安南、朝鮮等所仿鑄。有以中國流通古錢為藍本，而照葫蘆畫瓢仿鑄的，但字里行間、風格特色、銅質(zhì)等和中國本土錢還是有很大差別，細細對比，也能識別。有中國鑄過這種年號錢，鄰國借用年號錢文參考，自己再變體所鑄的，這些錢就和中國古代同年號錢差別更大了，錢中帶有鄰國文化元素的東西更多，更便于識別。還有一種，就是中國有這種年號，但沒有鑄過錢（或僅極少量鑄過）。鄰國當然無從參考錢文仿鑄，但鄰國卻按此年號名聲自己自行臆想設(shè)計、鑄造出這種年號錢。當然就完全帶有他們民俗地區(qū)風格特色，很容易甄別出來。
以上多種仿鑄中國年號錢形式，總體上說是對中華王朝的臣服和崇敬，再而就是方便貿(mào)易。而鄰國借用中國明朝年號而鑄的錢，有洪武通寶、建文通寶、天順通寶、成化通寶等發(fā)現(xiàn)，但均薄小且文字風格和內(nèi)地明錢迥異。所以我們稍加對比，就能看出是安南仿鑄或日本仿鑄等。
2.中國古代慕名仿的明朝年號錢：由于明代有幾個年號可能政府沒有正規(guī)鑄過錢，但民間卻傳得神乎其神。所以在同代或后代，民間或官府就鑄造了一批滿足民眾心理的錢。如正德通寶、建文通寶等。明初，燕王朱棣對建文帝朱允炆的激進削藩政策極為不滿，當殃及自身安危時，以“清君側(cè)”為名，起兵奪得明政權(quán)。而建文帝在朱棣攻克應(yīng)天府（南京）時，自焚身亡（一說逃出為僧）。朱棣當政，雖于國于民做了很多大事，但其實行的剛性統(tǒng)治，殘暴至極，民眾當中的影響當然不佳。民眾就自然懷念總體上仁厚柔政的建文皇帝朱允炆，更同情小皇帝的不幸人生。再則，民間有永樂稱帝后在全國大肆收繳建文通寶錢的美妙傳說故事，這使建文銅錢在民間更顯神秘。雖然建文年間沒有鑄錢記載，但民間為主（可能官府也有），明中期后就鑄了一些建文通寶，以花錢形式為主，存世極少。而正德皇帝朱厚照，史載上沒有鑄過正德通寶。然由于正德皇帝生前游幸天下，喜武自大，親信宦官，聲色犬馬，做事荒唐等，在民間造成巨大影響，傳聞戲說故事極多。而明末時世人就附會成正德皇帝為游龍，重價求購正德錢，一二文可值一兩，并謂佩此錢渡江更可保平安，有鎮(zhèn)水之效，實則是無稽之談！故自明末始正德通寶錢一直每朝都有鑄作。而清以后，正德錢所鑄就更多，而品種更雜，更有鄰國日本等仿鑄的。這些正德錢以花錢形式為主，有官、有私。
3.為滿足收藏家獵奇的心理。錢商憑空想象，鑄了一些明朝年號錢。如明朝許多年號有可能政府根本沒有鑄錢，但為了滿足收藏家獵奇求稀的心理，錢商就鑄造了一些明朝稀見年號錢，售以獲利。這種錢有改刻、改范、鑄作等多種，大多出現(xiàn)在清中期至民國。由于憑空所造，我們還是能夠看出不對的地方。
4.從現(xiàn)有研究看，嘉靖年間明政府雖沒有實行大量鑄造洪武至正德年號的補鑄錢，但可能政令下達和收回間的時間空隙，而形成有少量明嘉靖年的補鑄錢（試鑄錢）存世。如陳達農(nóng)著《古錢學入門》一書（第141頁）中就指出（筆者概述如下）：《寧宗本紀》慶元六年十二月癸卯詔記明年為嘉泰元年，而錢文有“春七”“同七”二種。《南宋泉譜凡例》慶元錢元至六年所鑄。然而鐵錢有“春七”“漢七”。嘉定年號雖至十七年，但鑄造銅錢，則以十四年停止。然而世上往往有“十五”“十六”之背文者銅錢。乃系昔時用于慶祝所改雕，故未有“十七”者，惟漢陽監(jiān)所鑄之鐵折二錢有“十六”“十七”者（當亦有“十五”者），又據(jù)《古泉匯考》“嘉泰通寶”有折二背上“五”字。而《本紀》嘉泰四年十二月己亥，詔改明年為開禧元年。傳世應(yīng)該只有“元”至“四”。這些南宋慶元背“七”、嘉定背“十五”“十六”“十七”、嘉泰背“五”等品的存世，都是明年改鑄新年號錢，在詔書未到達前所鑄。
陳達農(nóng)在文中（第142頁）又找到以下重要史料，原文如下：即使根據(jù)世宗《明實錄》本身，戶部尚書鄒文盛提出錢法條議來談：“私鑄固所當禁，而制錢制積未多，民用有乏，易致騰貴。宜仿永樂、宣德故事，差官鑄造，及先臣邱浚所議，于直隸、河南、閩、廣舊常私鑄之地，令有司編出能鑄人，給工制造厚重的錢，限數(shù)輸納，以廣民用�！笔雷谕忄u文盛的條議并指示：“戶部仍會同工部查累朝未鑄銅錢俱為補鑄，與嘉靖通寶兼用。如民間有陰抑不行使制錢者，緝捕重辦�！奔热皇雷陬C令，則直隸、河南、閩、廣之地舊常私鑄能人，先行試鑄何嘗不可，從今天存世較精的“天順”“成化”等錢來看，雖數(shù)量不多，很足以說明嘉靖六年后沒有實行大量補鑄錢，而圣旨批示后民間何獨不能趁機而私鑄少量數(shù)額，等到當局發(fā)覺加以禁止時，而事實上卻是留下了這批為數(shù)不對，屬于木已成舟的補鑄錢（或者是試鑄錢），又怎能憑史據(jù)的缺乏而推翻與否定實物的存在呢？南宋慶元背“七”、嘉定背“十五”“十六”“十七”、嘉泰背“五”等品的存世，豈不能作為補鑄的前例嗎？
再次，筆者試舉幾枚明鑄稀見年號錢的物證，如下：
1.傳世古物證：成化通寶（圖1），傳世古，直徑25、穿6毫米，重4.48克；錢文氣韻具明錢特征，包漿熟舊。
2.生坑傳世古物證：景泰通寶（圖2），直徑24、穿5.5毫米，重4.84克。此品明顯先入土生坑，后又經(jīng)傳世，典型生坑傳世古。文字氣韻明錢特征，包漿熟舊。
3.生坑出土物證：湖州南皋橋橋東河邊的老房子拆遷時，翻出了許多嘉靖、萬歷、崇禎等錢。于是有不少古錢愛好者拿探測器去尋寶，有人就發(fā)現(xiàn)了一枚“建文通寶”錢。該錢又幾經(jīng)轉(zhuǎn)手，筆者多方打探，終于見得真容。此枚建文通寶錢（圖3），生坑，直徑23、穿5.5毫米，重4.69克。主要有下特征：銹色深入骨頭，所泛之色更接近明嘉靖一類明錢，觀銹色不是短期所能成，符合到明朝的時間；觀內(nèi)郭、外郭、文字等，均帶有明錢特色，特別類似早期明錢之南版；建文通寶有日本、安南仿鑄者，但與此式不同，此版式更具中國本土特色風味。綜合以上幾點分析，筆者認為這枚“建文通寶”就是明中期以前鑄的錢幣。
以上幾枚稀見明朝年號錢，為研究“明朝嘉靖年間補鑄錢”的奧妙，提供了一定的實物依據(jù)。今將其展示出來，以期供大家交流指正。
來源：收藏快報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