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編號郵票”是中國人民郵政1970年8月至1974年12月發(fā)行的紀、特類別郵票，郵票不分票種，不分套別連續(xù)編號，共發(fā)行21套95枚。查《中國集郵大辭典》（2009年版）“郵票志號”辭目，其釋文中有以下內容：“印在郵票圖案上表示郵票分類順序編號的標志與號碼。簡稱志號。中國從1949年10月起，在紀念郵票與特種郵票上首先采用郵票志號，為郵票檢索、分類、收集、整理帶來方便，創(chuàng)意人為鄧連普。中國郵票志號的編列形式，40多年來有幾次變化……1967年這種志號中斷。第2個時期，從1970年8月1日開始，不分紀念、特種郵票，重新從1號編起。每枚郵票一個號碼，累計順序編號，共發(fā)行21套，95號。這種志號稱為編號票志號……”
我國郵票志號共有4種形式，編號郵票志號最為特殊。其他三種志號形式雖然各有差異，但均包含郵票的紀、特票種，郵票的套號，全套郵票的枚數(shù)及枚順序號，票面年份等多方面信息。而編號郵票志號僅僅包含表示郵票分類的“編”字，每枚郵票的連續(xù)編號和票面年份，顯然其提供的信息少得多，這種志號就“為郵票檢索、分類、收集、整理帶來方便”而言已大打折扣。
編號郵票志號是在“文革”特殊時期出現(xiàn)的產物，1967年2月，北京郵票廠的群眾組織以編印志號是對工人的“管、卡、壓”，給生產帶來被動為理由，提出要取消郵票志號。后又提出：郵票是為廣大工農兵服務，而志號是為少數(shù)集郵者服務的，這是一個方向問題；編印志號與郵票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武器的要求不相適應；給郵票印制增加許多復雜性，造成編號錯亂等問題。最終郵電部于1967年3月31日發(fā)出《關于取消紀、特郵票編印志號的通知》，無志號的“文”字郵票于同年4月20日問世。據《中國郵票史》（第8卷）記述：“由于‘文’字郵票在每枚郵票上看不到套的編號、枚的序號、每套郵票由幾枚組成、發(fā)行年份，給郵票發(fā)行管理帶來很多不便，基層的郵票發(fā)行部門要求恢復郵票上的編號。當時，郵政總局也認為應該恢復郵票上的編號。”但對采取哪種編號方法有不同的意見，由于擔心被扣上“復舊”“翻案”的帽子，不得已而采取了折中的辦法。1970年8月開始發(fā)行編號郵票，“文革”開始后4年多一點的時間，在“文革”初期被批判的事物能夠得以恢復，如果說不是一個奇跡的話，那也是一種特例。究其原因，不僅僅是因為取消郵票志號給郵票發(fā)行管理工作帶來不便這樣的理由，主要還是因為當時的形勢所致�！拔母铩遍_始后，國民經濟受到社會動亂的破壞而急劇惡化，生產大幅度下降，國民收入和財政收入大幅度減少，市場供應緊張，人民生活水平降低。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來等領導，從1969年初開始著手恢復各主要工業(yè)部門和其他綜合經濟部門的工作，同年4月1日召開了黨的“九大”，雖然“九大”仍然堅持錯誤的路線，但是黨的各級基層組織相繼恢復，國內形勢稍趨安定，國民經濟逐步恢復。此時郵票發(fā)行工作也出現(xiàn)了轉機，新組建了郵政總局，成立了郵票設計發(fā)行組，增加了郵票設計人員，恢復郵票志號才能順勢而為。
但是編號郵票志號的缺欠是顯而易見的，其一是未區(qū)分紀、特票種，筆者試探討其原因�！拔母铩遍_始后，新中國成立以來發(fā)行的郵票遭到批判，特別是指責“紀嚴特寬”的郵票發(fā)行原則是“郵票上的修正主義綱領”，已發(fā)行的特種郵票受到更嚴厲地批判。在這種情況下郵票發(fā)行主管部門“談‘特’色變”，不敢發(fā)行特種郵票。致使列入1966年郵票選題計劃的多套特種郵票未能發(fā)行，“特”字頭郵票比“紀”字頭郵票提前近一年退出歷史舞臺�！拔摹弊粥]票取消了編印志號，從文1至文11這11套郵票的發(fā)行通告中都明確為紀念郵票，而從郵票的選題看有些則毫無紀念性，如文1《戰(zhàn)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》、文4《祝毛主席萬壽無疆》、文6《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》、文7《毛主席詩詞》、文8《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澤東思想》等郵票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郵票發(fā)行主管部門的人員越來越感到，一股腦地統(tǒng)稱為紀念郵票并不確切。如在文12《毛主席去安源（油畫）》郵票的發(fā)行通知的草稿上，審稿人將原來寫的“紀念郵票”的“紀念”兩字劃掉。結果文12和此后發(fā)行的文13《毛主席最新指示》郵票都沒有認定票種，而文14《南京長江大橋》和文15《熱烈歡呼中國共產黨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公報的發(fā)表》這樣有明顯紀念性的選題又被認定為紀念郵票，最后發(fā)行的4套“文”字郵票則未認定票種。郵票發(fā)行主管部門認識到，不能再不分青紅皂白地將發(fā)行的紀、特類型郵票全部認定為紀念郵票，而只認定其中紀念郵票的做法也只能是權宜之計，既然不敢提“特種郵票”一詞，干脆以采取不認定紀、特票種的方式發(fā)行郵票�？梢�，編號郵票采取不認定紀、特類別的做法是不得已而為之，也是那個特定年代的明智選擇。
編號郵票志號的缺欠之二是志號中沒有套號、全套枚數(shù)及枚順序號。從編號郵票恢復志號的理由是為了便于郵票發(fā)行部門對郵票的管理看，由于“文革”期間集郵被視為“封、資、修”的閑情逸致，國內的集郵業(yè)務被取消了，志號中沒有套號、全套枚數(shù)及枚順序號，也基本上可以滿足郵票發(fā)行部門對郵票管理工作的需要。編號郵票志號不利于郵票的收集、分類、整理，這與“文革”期間批判集郵也相“適應”。
我們從編號郵票上看不到郵票的套號，在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目錄》中是以“編1-6”“編7”“編8-11”“12-20”“編21-24”……表示郵票的套號�？v觀21套編號郵票，其中僅“編12-20”這套郵票與其他紀、特郵票的分套原則不同，“編12-20”《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五十周年》郵票全套9枚，據《中國郵票史》（第8卷）記述：“決定用兩組郵票表現(xiàn)主題。一組是以毛澤東革命活動為主線，重點表現(xiàn)幾處革命紀念地；一組是以工農兵為主體，表現(xiàn)全國人民高舉‘團結起來，爭取更大的勝利’旗幟，沿著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的航向，勝利前進�！边@樣發(fā)行的郵票應為系列郵票，兩組郵票應各有一個套號，即應分為“編12-17”和“編18-20”兩個套號。
編號郵票志號也與其他3種志號形式一樣，存在順序號與發(fā)行順序不同步及票面年份與發(fā)行年份不符的問題。前6套編號郵票的發(fā)行順序與編號順序同步（以整套郵票的發(fā)行時間為準），之后發(fā)行的15套編號郵票這兩種順序比較混亂，以下按發(fā)行時間順序排列后15套編號郵票：8、9、7、11、10、12、14、15、19、20、13、21、16、18、17（數(shù)字表示第幾套編號郵票），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“文革”時期郵票發(fā)行的無序性。有2套編號郵票志號中的年份與郵票發(fā)行年份不符：一是“編78-81”《工業(yè)產品》郵票，票面年份為“1973”，郵票發(fā)行時間是1974年12月23日；另一套是“編82-85”《赤腳醫(yī)生》郵票，票面年份為“1973”，郵票發(fā)行時間是1974年6月26日。這2套郵票都是原計劃于1973年發(fā)行，因故推遲到次年發(fā)行，如《中國郵票史》（第8卷）記述：《工業(yè)產品》郵票“是由于采用影雕套印，生產周期長，加上印刷能力不足，從批準到發(fā)行用了一年多時間�！�
從編號郵票志號的特殊性看，《中國集郵大辭典》（2009年版）中“套號”“圖號”“總圖號”3個辭目釋文的部分內容需要修改�！疤滋枴鞭o目釋文中的“套號是郵票志號中的主要部分”（P84），“圖號”辭目釋文中的“圖號是郵票志號中的組成部分”（P84），都與編號郵票志號不符，故應刪除以上內容。“總圖號”辭目的釋文為：“每枚郵票在該票種全部郵票中的總順序號�？倛D號是中國人民郵政1949-1967年間的郵票志號的一個組成部分。如‘紀’字頭郵票到1967年止，總圖號編到406號；‘特’字頭郵票到1966年止，總圖號編至444號。1974年恢復使用的志號中取消了總圖號�！保≒84）顯然該釋文遺漏了編號郵票，因為編號郵票志號中的連續(xù)編號“1-95”也屬于總圖號。筆者建議將“總圖號”的釋文改為：“每枚郵票在該票種全部郵票中的總順序號。總圖號是中國人民郵政‘紀’字頭紀念郵票、‘特’字頭特種郵票及編號郵票的志號中的一個組成部分。如‘紀’字頭紀念郵票總圖號編到406號，‘特’字頭特種郵票總圖號編至444號，編號郵票總圖號編至95號。1974年使用J、T志號后，取消了總圖號�！�
結論：盡管編號郵票志號存在種種缺欠，但在“文革”中期能夠恢復在“文革”之初被批判而取消的郵票志號，確實有著積極的意義，既說明在“文革”的困境中仍然有堅持正確路線的力量，也證明了我國首創(chuàng)的郵票志號具有頑強的生命力。
參考資料：
《中國郵票史》（第8卷）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目錄》（2013）
《中國集郵大辭典》（2009年版）
《文革郵史研究》2016年第3期（8月）第21-23
